股票配资相杨德龙：2026年资本市场的主要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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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出口+投资”拉动向“消费+科技”驱动的关键转型时期，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持续上升，近两年甚至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贡献之和，因此提振消费被视为未来增长的重点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计将通过“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方式，进一步稳定内需、推动物价温和上涨。11月CPI同比上涨0.7%，实现由负转正，但距离2%左右的政策目标仍有明显差距，这意味着在扩大内需、推动通胀回到合理区间方面政策仍需继续发力；一般认为3%以内的温和通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改善的。今年以来，通过整治“内卷式竞争”、推进去产能以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利于优质供给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扩散，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十五”规划已经审议通过，重点强调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方向，瞄准“卡脖子”技术，着力发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这些方向既是当前这一轮科技牛市的逻辑支撑，也是未来增长速度最快、最能代表新生产力的板块。同时，规划提出要在传统行业中扩大有效投资、提振消费需求，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让其重新焕发活力。这份规划既是未来五年的宏观发展蓝图，也是资本市场中长期配置的重要依据。

　　从资本市场运行来看，自从去年9月24日政策转向以来，A股已经确立了新一轮牛市走势，并经历了两轮较为清晰的上升。第一波自去年9月24日起，短短几个交易日大盘便上涨约1000点，强势启动行情，随后市场经历了约半年的调整。第二波自今年6月底再度开启，在银行股和科技股大涨带动下，上证指数成功突破4000点，进一步巩固了“慢牛、长牛”的格局。尽管指数已运行至4000点附近，但整体估值并不高，许多传统板块仍未明显上涨，沪深300市盈率仍仅在14倍左右，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从基本面看，前三季度GDP实际同比增长5.2%，顺利完成年初目标，经济增速已经走出最困难阶段，进入逐步复苏区间。按照“美林时钟”的框架，在经济复苏阶段，股票等权益资产往往是表现相对较好的资产类别，当前市场走势也与这一特征相吻合。资金层面，一方面居民储蓄正在向资本市场加速转移，带来持续的增量资金；另一方面外资流入明显增加，不仅提供增量资金，也带来了价值投资理念和信心，许多本土投资者会密切关注外资的流向。今年以来外资净流入规模持续修复，预计到2026年流入节奏仍可能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方面，我国在硬件和软件层面不断取得突破，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超出许多人的预期。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芯片之一A200，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在中国本土在芯片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现实压力下做出的现实选择：如果持续限制高端芯片出口，英伟达面临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因此宁愿支付约25%的额外税负，也要向中国出口芯片以巩固市场份额。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正在以自身实力逐步削弱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卡脖子”的企图，在科技创新领域争取到更大的主动权和优势。

　　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未来具备持续增长潜力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科技、新能源和消费三大领域，预计在这些板块中会不断涌现新的优质公司，成为中国“核心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居民资产中的核心配置主要集中在优质地产，如今随着房地产“黄金期”接近尾声，优质股票和优质基金正在成为新的核心资产载体，股市有望迎来自己的“黄金投资期”，成为居民储蓄大转移的主要方向。消费领域目前仍受到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影响，消费股阶段性表现低迷，但消费白马股凭借品牌价值和稳健盈利能力，2026年有望迎来恢复性上涨机会。新能源领域在经历反垄断、去产能等调整后，多数细分行业的基本面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善，尽管难以完全复制2019—2021年那种连续三年大幅上涨的行情，但在“新能源2.0”格局下，以固态电池为代表的储能，以及光伏、风电等方向，2026年仍有望取得相对不错的表现。科技板块则是经济转型中受益最直接、最充分的领域，“十五五”规划重点强调芯片与半导体、人工智能、算力与算法、智能制造以及“人工智能+”等方向，这些领域既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未来最具成长弹性的板块。机器人被视为“人工智能+消费”最典型、最具想象力的落地场景之一，我国在相关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商业应用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位置。预计到2026年，将有更多机器人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产业化进程逐步从工厂应用、商业服务机器人，延伸到家庭场景，释放长期发展空间。航天航空等高端制造与新兴产业领域同样有望取得较好表现。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配置各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来参与这些趋势，胜率更高，因为龙头公司往往具备更强竞争力和更高市场占有率，成功概率相对更大。

　　更广义来看，目前面对的，是一场由房地产向资本市场的“居民储蓄大转移”的结构性机遇。以往居民储蓄主要流向楼市，但在过去几年里，楼市成交低迷、房价上涨预期发生逆转，房地产高峰期曾高达约65万亿美元的市值（甚至高于美欧日房地产总和），在经历四年“挤泡沫”后出现了较大调整，房价下跌导致家庭资产缩水，带来负财富效应，对消费形成明显抑制。在高点时期，我国家庭资产中约70%配置在房产上，如今这一比例大致降至50%左右；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改善，居民配置在股票和基金上的资产占比上升到约15%，但这一比例仍远低于美国居民超过50%的水平。因此，随着居民储蓄逐步从楼市向股市、基金转移，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结构预计将继续优化，配置在优质股票和优质基金上的资产占比有望逐步提升，这将成为普通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一个重要渠道。资本市场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能让更多投资者持有“白龙马股”或优质公募基金份额，从而推动家庭资产总量的稳步提升，并进一步支撑消费增长。这种由资产结构调整引发的正向循环，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经济与资本市场联动中的一个关键变化点。

　　（作者系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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